“假捐”背后的中国慈善困境

作者:亚搏 | 2021-01-01 01:40

  三年前,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发树表示,将捐出其持有的市值为83亿元的有价证券,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时至今日,83亿元捐赠承诺仍是一个“承诺”。

  昨日(6月19日),作为青岛啤酒股份的第三大股东,陈发树减持了3200万股,套现逾15亿港元。

  此次减持不仅引发了市场对陈发树下一步资本运作的猜想,更受质疑的是这笔资金的去向,毕竟这是一只“名义”上已经捐赠出去的股票。

  2009年10月20日,陈发树和唐骏(微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成立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会上唐骏称陈发树将捐出其持有的市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同年10月21日,新华都发布一则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指出“本次捐赠的83亿元有价证券包括陈发树先生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紫金矿业青岛啤酒等股权,不包括陈发树先生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一季度,新华都实业集团直接持有紫金矿业股份24.31亿股,陈发树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都实业集团90%以上股权,按紫金矿业昨日收盘价46.60元计算,陈发树持有的紫金矿业股票市值超过88亿元,加上青岛啤酒股份股权的市值及减持收入以及投资云南白药(72.00,1.99,2.84%)的22亿元,履行之前承诺的83亿元捐款不成问题,但该部分捐赠却迟迟没有到位。

  对此,福建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戴雄文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这种诺而不捐的行为,民政部门也很难进行监管,不兑现捐赠承诺也只能从社会道德层面进行批判。”

  同时,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宋一欣认为恢值ノ窈贤苣汛臃缮侠丛际臃梢酝獾牟忝妫魑笠导液凸谌宋锸遣挥Ω茫ㄕ庋觯┑摹

  此外,福建省民政厅另一位官员透露,当初的捐赠更像是炒作。唐骏签约新华都实业集团后,开始了一系列高曝光率的运作,包括成立慈善基金会。当时国内还没有捐赠证券、股票的先例,熟知慈善规则的唐骏不可能不知道,这可能会成为不了了之的一笔账。

  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正在形成全民参与的热潮,但一些让人遗憾的“被慈善”现象也随之出现。

  在“被慈善”的现象中,行政出马的“慈善捐款”首当其冲。据了解,南方某市慈善总会在政府授意下按照企业销售额下达捐款指标,市委领导每人劝募三家大企业,在政府性的“劝募”下,创造了一次活动募捐人民币10亿的“神话”。而就在今年初,一个西部产煤县四套班子齐出动,一顿饭让当地煤老板掏捐款13亿,老板们苦叹 “苛捐猛于虎”。而更让人无奈的是,“被慈善”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工群体。玉树地震后,北京某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也经历了“被捐款”,捐10元不行,要求每人捐100元。这种“被慈善”恶化了公益领域的氛围,有网友评论“这样的慈善令人厌恶”。

  更让人担心的是权钱交易的“被慈善”。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政府才可以接受捐款。一些企业却乐于在非灾时期主动给政府捐款。给政府捐一亿,政府给的优惠政策的价值可能超过两个亿,还送一顶“慈善家”的到的这笔资金比预算外还要预算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受上级财政监督。

  2011年年底,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向社会公布了《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红会系统。

  其中20.6%的捐款直接进入到各级民政部门,9%进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6.7%进入到各级红十字会,22%进入到慈善(总/协)会。只有1.3%进入政府背景的机构。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介绍,中国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1000多个公募基金会,2000多个红十字会,5000多个慈善会,背后都有政府背景。这些政府背景的公募机构,吸纳了全国90%以上的慈善资金,这么多的钱,往哪里流,这是很重要的。但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绝大部分善款流不到民间。

  徐永光说:“这个资金往下走的时候,都有一个行政的系统。但行政的系统,比如说,慈善总会有民政系统,它募捐的善款就会通过民政系统往下流。从中央到县,每一级政府都有一个红十字会,所以说,这些公募善款的使用,腿一直长在政府内部。”

  在本土公益支持遥不可及的情况下,断“洋奶”使得更多的民间公益组织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

  “很多境外基金会这几年都作出了缩减或停止中国资助项目的决定。中国公益事业给他们的印象是,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有能力通过自身募捐或本土基金会的支持完成公益活动。但实际上,在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筹资渠道狭窄,基金会又多停留在有项目自己做的阶段,较少推动民间公益组织的活动和发展。”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道出了民间公益组织窘困的现状。

  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在经过郭美美事件及后来的一系列风波之后,大部分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民间。但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没有“合法”身份,更多的草根公益组织一直在夹缝中“畸形”而艰难地生长。

  “有时候有的企业或机构愿意捐款,但因为我们身份是企业,人家会产生不信任,认为我们可能会骗人或趁机赚钱,同时又开不了免税发票,最后不得不作罢。”

  更多的时候,到一个企业去募捐,人家首先会查验我们的身份,一听企业就没兴趣了。李萌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企业的身份让北京慧灵在筹资方面很头疼。

  按照我国相关的捐赠规定,慈善捐赠可以享受税收减免。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捐款给民间公益组织,根本就无法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

  同为企业身份的“阳光医生”也常有类似遭遇。张可表示,曾经有家保险公司有意向他们提供超过百万元的捐款,可是由于他们是企业的性质,对方产生质疑,最后不了了之。

  按照目前的规定,公益组织注册实行“双重管理”,除民政部门之外,还必须要挂靠一个政府部门或公办社团,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但政府部门一般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是无利可图;二是可能带来风险,影响到自身。

  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他们往往将上门申请的社会组织拒之门外。大批民间背景的社会组织想取得正式资质困难重重。

  公益慈善组织要注册登记,需要找到一个婆家,绑定一个主管部门。正是这样的门槛,大量民间组织被扼杀于萌芽

  大部分无法通过民政局注册的民间组织为了继续生存,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按章纳税,从事公益服务,却还要缴税,对于募款本来就很不容易又没有利润来源的NGO来说负担不小。

  上一年剩余资金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给企业和个人开具的捐赠收据无法给其免税、连5.5%的营业税有的组织也还要缴纳。

  更多的则是不注册法人,成为黑户。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将“慈善”与“资本主义”组合成一个词组,当下已不再为国人所陌生。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主导的基金会慈善模式一直声名大噪,由李亚鹏夫妇、李连杰等人开创的华人明星创办慈善基金会方式也在流行。

  自上世纪初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等近代第一批亿万富翁开拓现代慈善事业根基以来,还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由超级富豪引导的“劝善”行动。据盖茨估计,超级富豪中只有约15%的人捐出了其大部分财富,通过他和巴菲特这种“慈善资本主义”模式的带动,这个比例可能会上升至70%。

  时机的选择可谓关键: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慈善活动,但也为有实力的富豪提供了新的证明机会;太多美国企业和美国模式因危机走下神坛,“捐赠誓言”则在宣示,至少在慈善这一领域,美国商界仍是领先者。

  问题在于,对“捐赠誓言”退避三舍的中国富豪们往往只看到捐出过半身家这一惊人数字承诺——尽管“捐赠誓言”只是道德承诺而非法律合同,而忽略了盖茨、巴菲特所代表的“慈善资本主义”模式本身。

  “慈善资本主义”这一过去几年颇为流行的概念核心,是号召超富阶层在有生之年投身“高度参与的慈善”和“结果导向的捐赠”,把其捐赠视作“投资”,并用风险投资战略和研究工具去管理其“投资组合”,在慈善领域实现生产效率革命。言而总之,新一代的慈善家将自己视作是“社会投资者”,以灵活的方式利用资源杠杆,建立网络,不被动地寻求补救办法,而是主动根据问题来找出治本之道(诸如盖茨基金会以解决全球健康不平衡为核心目标),以期解决慈善事业中最棘手的一环:如何评估一个慈善组织的效能。在过去,人们对一个慈善组织的评价多停留在主观评价上;一些慈善家的目标初衷含混不清;而常见的所谓财务、社会和环境的“三重底线”等衡量标准,也太容易被人为操纵。

  “慈善资本主义”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很多慈善基金并不具备吸纳大规模资金的能力,一些亿万富翁的资产流动性也欠佳。即便盖茨基金会这类样板,也被批评人士认为存在运作不透明、公司治理不完善等问题。而亿万富翁在慈善事业上的集体大手笔,也会被解读为其在“打劫”深陷预算赤字的西方政府,以拥有更大权势。

  但“慈善资本主义”至少能克服传统慈善基金会的一个巨大弊端:迈克尔·波特等人的研究发现,其使命如何,都过于看重对个别项目的短期赞助而非可持续发展,在衡量成果方面则几乎未作努力。对于仍以在慈善晚会上竞赛般把捐款数字抬高为荣的中国富翁们来说,这无疑是一门全新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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